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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蒋经国来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dú lì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dú lì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zhèng fǔ。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dú lì,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n zhǔ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dú lì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zhèng fǔ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zhèng fǔ,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zhèng fǔ”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zhèng fǔ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zhèng fǔ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zhèng fǔ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zhèng fǔ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zhèng fǔ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zì yóu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zhèng fǔ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zhèng fǔ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zhèng fǔ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zhèng fǔ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对外公开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dú lì的对外关系。”

 老蒋说的不要第二个顾维钧、王正廷。足见这段往事在他心底留下的愤懑与屈辱感有多深。

 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确从来拼得都是彼此的拳头和力量。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羸弱且多病的巨人,块头再大也只能任由别人划下各条道道、框框往进钻。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横的突击营在前面横冲直撞,老蒋的心底不知有多少狂喜和狂热的万千头绪,岂有不顺水推舟而且还要推波助澜一番的?

 可谓最能揣测老蒋内心第一人的陈布雷,当然也就心中有数而稳坐钓鱼台只等下饵垂钓了。不过对于小蒋的“要打就打、要谈则谈”的高论,陈布雷凭着对老蒋的把握还是在心里不由暗自赞叹了一番:

 果然龙生龙凤生凤,小蒋出言便直接切中了要害啊。

 却说蒋经国秘密前来蒙古基地的请求电文传来,孟遥不觉就是一阵头大如牛,苦笑不已。何也?只因现在他的这块地位尚不明确的地盘上。一位tài子dǎng就够他受了,再多一位tài子dǎng,岂不更添烦恼。

 原来,此前抱定“静静看戏”的延安,那也只是几大伟人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在确认蒙古战事已不可逆转之际。已在某个农村大地“锻炼”年余的岸英,忽然被一支突然而来的秘密小部队给接走了。随后。他便以一身便装出现在了突击营的蒙古基地之中。

 当然,这次远行可不像从前他的农村岁月,随同岸英而来的不仅有一支装备良的护卫部队,而且早已是一方大员的陈赓,也罕见地离开了他那个重要岗位而一起出现在了蒙古。

 老友相见,尤其是对于已具有特殊意义的岸英的到访,突击营上下自不敢怠慢。不过由于战事已近,把酒言、甚至抵足而眠的情景自然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诸多部队要调遣,诸多新城要重新配属兵力、武器和装备,今天的孟遥,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而且战战兢兢。因为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堪称开国之战,立国之局。胜,理所当然,败,则将彻底被打回原形,退无可退。

 所以,孟遥在挤出时间和陈赓、岸英见了一面之后,便十万火急地将秦汉、庄沪生二人叫了过来,直接将陈、扔给了他们。

 好在这些年虽然早已过去,而上海的时光尽管痛苦而不堪回首,但对于庄沪生、秦汉这些曾在一起飘泊、的小伙伴的记忆,却对至今仍处于动不定生活的岸英而言,可谓是亲上加亲,弥足珍贵。这可比单纯要整与算得上半个长辈的孟遥干巴巴地待在一起,不知要轻松、快活多少倍,不觉之中便让岸英在原本能来突击营的喜悦中,又平添了一些期许。

 老实说,从延安开始出发,岸英便一直在脑海中回忆着已渐有些模糊的孟遥形象。遗憾的是,他竟然留下的都是孟遥一脸严肃的模样。

 惊疑之余,岸英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觉自己都嫣然失笑。

 那时的孟遥,费尽周折寻找他们兄弟二人,可谓是大费周章,甚至动用了青红帮这样的力量。成功寻访到他们之后,又在紧张有余、毫无趣味的秘密收养中等待机会,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如何让孟遥轻松的起来呢?

 现在秦汉、庄沪生他们一来,大家反倒都不由自主地松下一口起来。不过,一帮昔日的小伙伴刚刚开心地聊了几句,岸英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秦汉这位第一近卫师主官的身份,一下子让他感慨万千中伤感起来。要知道,他现在可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呀…(。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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