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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1)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无事可做,遂自荐去《抗战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员或共产员。当时的共产员一派乐天,充温情,和叛变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员,就是国民员了。不跟从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得皱皱的。国民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和军官的手。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涌出复仇的快。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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