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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3)
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恶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绿色标帜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和共产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还是共产,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国却被留下来,监督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军已缴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军穿着的羊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止和以前的敌人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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