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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1)
普林斯顿,新泽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上翻来覆去,脚在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摸nd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Tripps)、耐普夫妇(RonandMae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古汉基金会(Guggenheim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手册,招睐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教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是专属的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做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到牟复礼(Fritz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的国民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才会进行最后的摊牌。“”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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